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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实物见证论文,文化论文论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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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她从周边诸多文明中不断地汲取营养,消化利用。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就是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纽带。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外关系已见诸史籍文献。从希罗多德笔下所记的欧亚草原民族,人们可以见到至迟在前6世纪,欧亚草原之路实际上已经走通。古代波斯、印度和希腊等称中国为“秦”,表明秦国或秦朝的消息已经向西传播。

汉代是中外关系的开拓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历史上称为“凿空”。“凿空”的就是途经新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的绿洲之路。实际上汉代中外关系的开拓,不仅有绿洲之路,还有匈奴沟通的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道的创辟。许多古代民族参与了东西通道的开辟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各种文明彼此沟通的要求,乃是东西通道开辟的巨大动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对峙和纷争的局面,促使这些小王朝和政权为了保存、发展自己而采取比较积极的对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各找出路,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这一时期中外交通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主要表现在绿洲之路的发展、青海道的兴起及海道的成熟。这个时期的中外经济交流相当繁盛,中国与相关各国都希望在经济交流中互补互利。除了国家间的朝贡贸易外,那些被称为“胡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印度人、东罗马人,特别是粟特人已成为中西陆上贸易活动的主要中介。他们以洛阳、姑臧(后称凉州,即今甘肃武威)为大本营,广泛活动在新疆及内地淮河以北的各个贸易集散中心。中西间的国际贸易导致西方金银货币在中国一些地方流通,这已为在我国境内陆续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所证实。

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有很大发展。隋朝历时虽仅38年,但在中外交通方面却有所开拓。隋炀帝“扬威异域”,多次遣使前往西域和海南,与不少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其中常俊出使赤土国(位于今马来半岛),是中国南海航行的重要一步。到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形成了自汉代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唐代的中国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高度发达,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先进地位。鼎盛时期的唐帝国开创了大一统王朝盛世外交的新局面。在这种宏观条件下,中华文明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兼容并蓄地吸收各种异域文明的雅量。在唐代,经由陆路或从海道来往于中西之间的,有使节、贵族、商人、僧侣、学者和艺人,还有征战的军人、随军的工匠以及难民和奴婢。他们是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其中有些人还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玄奘、义净、杜环、苏来曼,是当时的大旅行家。《大唐西域记》则是世界历史上声誉很高的游记之一。

经济交流中最活跃的是“胡商”。他们来华,集中活动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地。输入香料、药物、珠宝、珍奇、毛织物等等。在海道发展的情况下,广州开始成为中国的贸易大港,8世纪初,唐在广州创设了市舶机构。从8世纪中叶起,中国陶瓷经由海道开始大量外销。陶瓷之路的兴起,是唐代中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内容和一大特色。科学技术的交流方面,唐代也远胜于前代。主要是炼丹术、造纸术的西传;印度天文历算、医学、制糖法以及与本草有关的许多植物的传人。

从世界范围看,宗教是中世纪文化主要的和集中的表现形式,它又是具有某种排他性的文化表现形态。唐代诸种宗教纷纷传人中国,并都找到立足之地,这在世界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历史现象。除佛教外,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印度教和犹太教纷纷传人中国,并留下不少遗迹。其中最著名的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被人誉为世界石刻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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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五代宋辽金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并未因朝代的更迭而受到影响。北方的辽夏金诸王朝的地理位置,使他们只能经由陆路与西域往来。北宋可以在陆上和海上与朝鲜、日本及西方交往;而到了南宋,由于熙、秦等州均落人金人手中,与西方的陆上交通因此而便断绝。

这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继续发展,又有了值得重视的新内容。中国发明的船舵大约在10世纪时传到阿拉伯文化区,稍晚些时候罗盘也传到西方。从9世纪起,埃及制陶业已模仿唐三彩制作多彩釉陶器,随后又开始烧制模仿白瓷、青瓷的陶器。受中国陶瓷的影响,在波斯出现了波斯三彩、白釉蓝彩陶和青色陶器。中国的茶叶在10—12世纪可能经由于阗传至波斯、印度。从阿维森纳(980~1037年)的《医典》可以看到中医最初西传的内容。此外,有关东方十二生肖纪年的记载也传至阿拉伯地区;中国古代算术中的“盈不足术”也在此时经由阿拉伯传至欧洲。至于由西向东的文化传播,可举述如下:唐末五代时李珣撰成的《海药本草》记载了许多海外的药物。先已传人新疆的西瓜由辽人传到华北,金时由宋人传到南方。镔铁的制造在金元之际传至中原。在天文历算和占星术方面,伊斯兰教的希吉来历法已于宋初传人中国;从敦煌写本中的“星命课文”可以确知,至迟在974年,波斯占星术也已在中国行用;辽墓中的星图壁画已将二十八宿与来自西域的黄道十二宫绘制在一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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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下面从考古学角度选择若干重要实物遗存,以勾画出各个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一)丰富多彩的中西文化交流篇章

(1)秦汉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展

这里所述西方的地域,包括了中亚、西亚以及远至北非、欧洲等广大地区。

据考古发现,在德国斯图加特市西北的一座前500多年的凯尔特人墓里,有用中国蚕丝绣制的绣品。可见中国丝绸制品早在战国时期就远销欧洲。这些丝织品应该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到中欧的。

就中国而言,当时中外关系的开拓与国势的强盛密切相关。汉武帝依靠强大的国力,在陆上和海上都采取进取的政策。河西四郡、西域都护、西南诸郡(犍为、益州、永昌)以及北部湾沿海诸郡(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的设置,既是汉代国势伸展在行政地理上的标志,又是中外交通开辟的凭借和保证。

在汉代,中原地区同西方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陆路也就是“丝绸之路”进行的。除此之外,欧亚草原之路和中西海路也起到了辅助性的作用。位于中亚地区的新疆,为古代西域的一部分,在汉代这里是中西文化传播的通道和汇聚点,当地出土的汉代遗物既有属于汉文化的,又有属于印度、波斯和希腊文化的,还有东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的。中西海路在汉代已经创辟。从考古发现来看,秦汉时期中国船舶已具备在南海进行近海航行的能力。居于中西海路上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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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康契普拉姆市附近的古海港,曾繁荣了几个世纪,从遗址中出土的我国宋代瓷器说明这个古海港约在12~13世纪之后才衰败的。

中西海路上的另一个重要遗址是位于越南南部的海港遗址一一奥高。其使用时代为2~6世纪,所在地域属于当时扶南国的范围。这里出土的小型铸像,相貌类似印度和中亚胡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奥高发现了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汉式菩萨像。因为菩萨在印度、西域均为男性形象,到了中国才变为女性。所以这里发现的女菩萨显然来自中国。出土的中国文物还有汉至三国时期的铜镜残片。在奥高发现有152~180年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正是汉文史料提到的罗马皇帝大秦王安敦在位时发行的。另外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在中国东南沿海汉晋古墓中屡有发现。这些来自中国内地、印度、罗马的出土遗物向我们揭示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位于中南半岛的奥高海港遗址是罗马与中国进行海路交往的一个重要中继站。①

在这个开拓时期,中国输出的货物有丝麻织品、漆器、铁器、软玉、釉陶和装饰品。丝绸是西方各国最受欢迎的中国产品,罗马时代的上层人士,尤其是妇女,喜爱穿着丝绸服装,这在造型艺术中有明显反映。②从西方经西域传人中国的物品有葡萄、苜蓿、安石榴、芝麻、核桃、蚕豆、芫荽、大蒜、胡椒及各种香料;另外,有各种毛织品、珍贵毛皮、良马以及珍禽异兽等。在汉代的造型艺术、音乐舞蹈、杂技以及日常生活中,都或多或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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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②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图2,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佛教的传入 一般认为,佛教最初是由印度经中亚传人中国的。它向葱岭以东传布的路线实际上就是绿洲丝绸之路,北道以龟兹、焉耆为重镇,南道以于阗为中心。如和田地区洛浦县热瓦克佛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它们的始建年代约在公元前后①。近年来有学者指出,佛教除经由绿洲丝绸之路传人外,还有可能从南海海道和中印缅道向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传播。如徐州东汉画像石墓、沂南东汉画像石墓中的画像石题材中均有佛像造型;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是东汉时期的佛教作品。考古资料也表明,四川彭山、乐山的东汉崖墓中已有佛像雕塑作品。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发现,这一领域可望有进一步的新认识。佛教传人中国后,初以长安、洛阳为中心,信徒多为皇室贵族,东汉末年渐渐传人民间。最早翻译成汉语的佛经是原出小乘佛教经典《阿含经》的《四十二章经》。

天马 张骞第一次(前138一前126年)出使西域到过大宛,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说大宛国(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出产一种汗中带血的好马,传说汗血马的祖先是天马与凡马杂交的后裔。最初武帝得到的是乌孙马,称之为“天马”。后来汉武帝听说大宛国有好马藏在贰师城,不肯给汉使。武帝派人以金换马,结果马未换成,连使者也遭杀害。于是命李广利征伐大宛,迫使大宛求和,终于取得大宛汗血宝马,更加爱好,就更名乌孙马为“西极马”,而称大宛马为“天马”。武帝为此而歌诗:“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威灵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次以取马为直接目的的战争的胜利,扩大了汉朝在西域各国中的声威。总体说来,天马的输入改良了内地马种,促进了养马业的发展。

汗血马是天马与普通母马交配而生的传说可能源于古代伊朗的神话。而大宛马汗血的现象,则不是神话传说。有学者考证,现在的中亚土库曼马,有一种寄生虫寄生于马的前肩髆与项背皮下组织里,寄生处皮肤隆起,马奔跑时,血管扩张,寄生处创口张开,血即流出。据此推论,古代的大宛汗血马可能正由此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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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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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疆文物局主编:《新疆文物古迹大观》,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9年版。

1981年,陕西省兴平县汉武帝茂陵东侧的从葬坑中出土一尊鎏金铜马(图19--1)。据研究,此鎏金铜马表现的正是天马的体形,在汉以前的造型艺术中,不见这种体形的马,而从汉迄唐约千年间,这类马的形象屡见不鲜。与现代良马相比,茂陵鎏金铜马与中亚土库曼的阿哈一捷金马最为近似,所以天马与阿哈一捷金马可能属于同一基本血统来源①。

狮子 狮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示吉祥的瑞兽。然而,中国并不是狮子的原产地,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产于非洲和西亚。狮子之所以能够融人中国传统文化,归功于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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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常洪、王仁波:《试评茂陵东侧出土的西汉鎏金钢马一一兼论天马与现代马种的关系》,《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在新疆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东口发掘的塞人墓中,出土一件带有对狮的“高足承兽方盘”,与之共出的还有狮子纹金箔饰件(图19---2)。据碳14年代测定,其年代约在距今2345~2040年①。

西汉时期,中国始出现“狮子”一词。20世纪80年代初,在咸阳的西汉元帝渭陵寝殿遗址内,出土了玉狮子、玉辟邪等一批玉雕。历史上的西域诸国在向中原王朝进贡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献狮。此后,狮子成了中国文人墨客和艺术家极力讴歌的对象。后来,狮子又从宫廷走向民间,产生了“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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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舞”等,至今仍是中华文化圈大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成为民族文化中的辟邪、吉祥之兽。

(2)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文化的推进

在经济交流的同时,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及生产技术的交流也更为广泛。中国输出的仍以丝织品为主,且养蚕技术已传到波斯和东罗马;输入的有毛织品、异兽珍宝和香料,埃及玻璃的制法此时也传到中国,萨珊波斯的金银器皿、兜鍪铠甲则更显精彩。波斯人独创的波斯锦,纹样富丽堂皇,返销中国,其浓郁的异域风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进而丰富了中国丝绸制品的质地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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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炳华:《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s1年第1期。

在艺术领域,诸种文明交汇的现象最为鲜明。于阗被认为是

希腊、印度、伊朗与中国文明的交汇点,龟兹与敦煌的情况大致相同。南朝梁萧景墓石柱碑,顶部为柱头,浮雕的莲花纹圆盖具有印度风格,盖上立一辟邪;中为圆形柱身,表面刻弧形凹槽,为希腊风格;柱身上端有长方形额,用汉文铭刻纪年、官职封号、姓氏,额下为神兽浮雕,下有一圈绳辫形围带,一圈双龙交首围带;柱础的上层刻一对有翼虎形神兽,明显受波斯风格影响;底层为一方石,四面皆有浮雕神兽。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四种文化汇聚此石柱碑(图19—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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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时鉴主编:《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图26。

海马葡萄镜 葡萄最初写作蒲陶,是汉代从西域传人的植物品种。当时一般以其果实鲜食,后又用以酿酒,并常用为器物的纹饰图案。葡萄在西方人工栽培和酿酒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三四千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并由此传播到希腊和意大利,罗马人或希腊人又把它移植到高卢(今法国)和莱茵河两岸。汉时,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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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国大都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葡萄之名也就有可能出自属于伊朗语族的大宛语。

葡萄从西域传人后,汉人用它作为一种新颖的装饰题材,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葡萄锦,考古发现也有东汉时期以葡萄为纹饰的丝织品和毛织品。更有铜铸的海马葡萄镜或称瑞兽葡萄镜,一向都

被古今中外鉴赏家们视为工艺珍品。镜中心为兽钮或圆钮,内轮主要有各种瑞兽,多姿多态活跃其间,外轮或间有飞禽、蜂蝶等,两轮空间都环绕着结枝葡萄,果实累累,枝蔓转曲。从图案内容来看,具有浓厚的西域艺术风格;但构图饱满,线条繁复而通畅,又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装饰情趣。一镜之上中西艺术融会无间(图19一4)①。

萨珊银币及东罗马金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中亚、西亚的往来频繁,在物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以及阿拉伯金币也传人我国。萨珊王朝是继安息王朝之后的又一王朝,其中心即在今伊朗高原,其起讫年代为226—641年。东罗马帝国也称拜占庭帝国,盛时疆域包括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高加索的一部分。它就是魏晋时期中国人向西可以接触到的最远的大国。中国史籍中的“拂菻”实指东罗马帝国,其起讫年代为395~14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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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

迄今为止,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出土了1200枚以上,数量之多、地域之广,令人惊叹。从分布地域上看,从西北地区到东南沿海均有出土。从银币上打压的萨珊国王的名字看,该王朝的12位国王制作的银币都曾传到中国。东罗马金币及其阿拉伯仿制品也传到了中国。西安还曾出土过阿拉伯金币,其两面都有阿拉伯语的铭文,制作年代在702~747年间。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阿拉伯金币的出土,对于研究中西交通路线和中西贸易状况以及中西民俗交流都具有很大意义。据有的学者研究,萨珊银币也有被用做收藏品、随葬品、装饰品和“功德”物件等①。

西方玻璃器的流传 中国古代很早就能烧造玻璃。从出土情况看,前11世纪西周早期墓葬中就有玻璃管、玻璃珠。惟中国古玻璃从成分上有别于西方的玻璃。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就有身毒(印度)进贡白光玻璃器皿;汉武帝亦曾把“与冰相洁”的玉晶盘(玻璃盘)赐给臣下。其后,外国使者、商人把埃及、拜占庭、伊朗等地所产玻璃器作为珍品输入中国的记载,史不绝书。在东罗马帝国时期,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是玻璃制造中心。魏晋南北朝时流人中国的玻璃多数也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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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西安唐墓出土的阿拉伯金币》,《考古》190年第8期;《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

在考古发掘及传世文物中,西方玻璃器皿也较多,它们广泛见于新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甚至在东北的辽河流域也有出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的一部分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很有可能就是从中亚、西亚传人我国的。在辽宁北票市的冯素弗墓(451年)出土了5件玻璃器,其中的鸭形器最具代表性。这种鸭形器与5世纪地中海地区流行的一种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是典型的罗马玻璃①。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作透明状的碗、杯、盘、钵、瓶的绘图,数量几近百件,其时代自隋经唐历五代到西夏,无代不有。据分析,所画的这些玻璃器皿或是拜占庭式,或是萨珊波斯式,或为伊斯兰式。西方玻璃器皿在敦煌壁画上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流行趋势相一致的。所以有学者提出,中西陆上交通之道“不仅是丝绸之路,而且也是玻璃之路”。

波斯锦 从五六世纪起,波斯已出现丝织业。在其织物中,波斯锦最为著名。波斯锦进人中国的最早记载是梁朝普通元年(520年),此后文献上屡有载录。波斯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二是其花纹图案独具风格,一般认为最为典型的是联珠动物纹。在吐鲁番等地陆续出土了大量联珠纹织锦,其时代被断定在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联珠纹中的动物主体有狮、象、鸭、鹰、天马、羚羊、骆驼和野猪等(图19--5)。据研究,这类联珠纹锦既有外来产品,也有中原本地织造的。当时,中原所产的联珠纹织锦远销至葱岭东西,同时也在中原地区流行。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隋代“胡王”联珠牵驼纹织锦尤其具有代表意义,汉字“胡王”、萨珊波斯风格的联珠纹饰与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舟合在一起,具体地表现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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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伯达:《中国古代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概述》,载《中国工艺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1O,《金银玻璃珐琅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在出土的波斯锦上,还可以看到更深层的精神文化上的交流。波斯锦图案中的动物主题中,至少狮、马和野猪直接与祆教有关。袄教除以火代表火神外,还以狮代表信约之神,以马代表勇气之神,以野猪代表胜利之神。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织锦上也有野猪的图案。这并非是偶然,因为从四五世纪起,袄教已在高昌地区流行,而波斯锦上这种纹饰主体正是与萨珊波斯的国教一一袄教联系在一起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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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冈崎敬:《(增补)东西交涉的考古学》,(日本)平繁社1980年版。

有翼天使和敦煌飞天 在新疆若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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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镇出土的极具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的米兰佛寺壁画,为4世纪鄯善国时期的佛教遗迹,保存较好的壁画有释迦牟尼与6弟子像,具有浓郁的希腊艺术风格。尤其是“有翼天使”画,共出土7幅,画面上呈现的是长有双翼的青少年男子形象(图19--6)。据研究,他们都是佛教中的香神,也就是音乐之神。在印度本土,他们身上没有翅膀。米兰有翼天使的形象显然是从希腊罗马艺术中的天使嫁接而来,可以说就是希腊神话中爱神的翻版①。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上也有香神,已大量表现为身披飘带、给人以飘飞感的男女人体,形成我们中国人所称的“飞天”。飞天已没有翅膀,但飘带的两端常呈尖翅形。壁画中还有带翅膀的虚空夜叉。而在克孜尔出土的舍利盒上仍见有翼天使。由此可以推断飞天的形象正是从有翼天使演化来的,这种演化既遵循了印度佛教的原意,又从中国道教羽人形象中得到了启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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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梅村:《西域文明》,图版6,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宿白主编:《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6·新疆石窟壁画》,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形象显然又是克孜尔飞天的发展和完善。他们的形象更加自然飘逸,成为敦煌壁画中最具生气的组成部分。敦煌壁画中已罕见飞天作为夫妇乐神的形象出现,而多表现为神化了的中性人物。到了隋唐时期,所画飞天已完全女性化。至此,飞天的形象已完全中国化了①。

(3)隋唐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活跃

与前代相比,唐代的中西交通有三个特点:一、陆上丝绸之路沿袭前代,但支线众多,更加发达。绿洲之路随着安西四镇的设置而一度空前畅通。在这条路线遭到吐蕃阻隔的情况下,草原之路又显得十分重要。二、641年文成公主人藏,汉藏关系加强以后,中印藏道得到开辟,唐朝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走的就是这条陆道。可惜好景不长,大约在7世纪后期,这条道路已基本关闭。后来,唐人又开辟了经由南诏(中心在云南大理)到达缅甸的通道。三、唐代的海上交通远胜前代。从8世纪下半叶起到9世纪70年代的百余年间,由于唐、室利佛逝(今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的东南部)和阿拉伯势力的强盛,东西海上交通得到空前发展。中国海船西行可越过印度次大陆南端的科摩林角,直至波斯湾、红海,陶瓷之路得到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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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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